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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平议 【字体:

    戴 逸:专骛清史 愈久弥醇

    作者: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文章来源:文汇报 更新时间:2019年07月16日

    位于北京张自忠路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入口处一块“中国人民大学”的牌匾无声诉说着历史的变迁。清康熙九贝子府、清雍正和亲王府、北洋政府海军部、段祺瑞执政府……这栋建筑两百多年间所承担的皇亲府邸、军政要地的功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发生转变:1950年,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将这里作为校舍;1978年,其主楼由清史研究所使用;2006年,它被评定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但它对于93高龄的历史学家戴逸先生而言,变迁之中亦有不变。主楼后面的一栋红砖瓦房里,自打70年前中国人民大学讲师戴逸住进来,他就再也没有挪过窝。瓦房内仿佛时间凝滞、画面定格:一张旧书桌、两把椅子、一张床、一面书橱、一沓沓书稿……只是,看书的人从斯文后生变成了寿眉老者,书桌上多了几面大小不一的放大镜,书桌旁多了几根长短不一的拐杖。

     

    从稿纸堆里抬起头,戴逸冲来客一笑。明媚的笑意从眉头眼底鼻翼嘴角和每一道皮肤褶皱里溢出来,静谧的一室空气瞬间活泼了。如此富有感染力的笑容,应只属于内心拥有大快乐、大满足的人。

     

    戴逸将治学的四个境界概括为勤、苦、乐、迷。专骛清史,几乎摒弃其他书籍于不观,他如今的这一治学情状,是难以为外人道的超越了勤与苦之后的乐与迷。读他笔下的那句:“清史是我的专业,我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仿佛他诉之衷肠的不只是纸上的学问,而是那高山流水、碧海青天,是莫逆之交、灵魂之侣、生死之托。

     

    在戴逸主持之下,2002年启动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最大的国家级文化工程——《清史》纂修工程目前已进入最后审阅阶段。工程终会画上句号,而他与清史的缘分,将愈久弥醇。

     

    【人物档案】

     

    戴逸,19269月出生于江苏常熟,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清史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史学会会长。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

     

    戴逸是中国清史学界领军人物,著有《中国近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40多部著作。2002年,我国《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戴逸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3年,戴逸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改专业 改名字

     

    1936年,铁蹄未至,常熟市古里镇如古画般静美。“画”中有一座名楼——位居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首的铁琴铜剑楼。楼主人是第四代传人瞿启甲,他年过花甲,有一个非血亲的10岁“孙儿”。

     

    “孙儿”便是小戴逸,那会儿他的名字叫戴秉衡。人丁兴旺的戴家一掷千“银”(一千银元),刚以十年租期将铁琴铜剑楼斜对门的荣木楼租下,此楼是清初文学宗师钱谦益的故居。戴瞿有世交之好。瞿启甲发现,“孙儿”对书有着天然的亲近,别家孩子拿零花钱买吃的,他却把铜板塞给走街串巷的租书人,租下《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唐》《杨家将》《西游记》《水浒传》等连环画。隔代的同气相求令瞿老爷子欢喜而慷慨,允“孙儿”翻阅藏书楼内珍贵的宋元善本。

     

    藏书楼最怕火,日军的炮火偏偏就来了。1938年,小戴逸随家人避难上海。喜爱历史的他,却在1944年高中毕业时“一狠心”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的铁路管理专业,原因是,“抗战期间上海很多学校都迁往内地,没有一所像样的文科学校,而且当时读文科毫无出路,毕业就失业。”

     

    1946年暑假,20岁的戴逸即将升入大三,从昆明回迁的北京大学途经上海时开设了考场。戴逸试着报考史学系,被录取了。这反倒让他为难起来,若上北大,他得重新从一年级读起。犹豫一番后,他决定听从内心,离家北上。

     

    这年深秋,戴逸走进北大沙滩图书馆的大阅览室,“心境豁然开朗,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胡适、郑天挺、沈从文、朱光潜等很多名教授给他们低年级学生开基础课。北大的学术氛围让戴逸如饮甘霖。

     

    然而,对心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北大学子们来说,读书、听课并不是全部的追求。1947年夏初,日见衰颓的民国政权风雨飘摇,爱国民主运动高潮迭起。崇尚正义、渴求光明的北大学生通过募献筹办了以曾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字号为名的“孑民图书室”,戴逸被举荐为常务总干事兼编目股长。同学们口口相传:想看解放区出版的革命书籍,就去“孑民图书室”!

     

    19488月,戴逸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遭通缉。时任校长胡适赶忙给庭长写了一封信,说这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可以保证他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保释他。由于胡适的声望,戴逸被审了两个多小时就给放出来了。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北京,奔赴解放区。

     

    为防止国民党发现自己投奔共产党而连累家人,得改个名字。“我是‘逃’出来的,那就叫戴逸吧。”不熟悉他这段历史的人,不会把“逸”和“逃逸”相联系;但可能会感慨人如其名,他身上恰有一种“超逸”之气——超脱俗流,翱逸史海,修史亦修心,立功先立德。

     

    三起三落修《清史》

     

    北大学业被迫中断之后,戴逸走进了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课堂。他将这里视作个人学术生涯的起点。

     

    戴逸的治学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即由近及远,由今至古——最初从事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后研究清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

     

    当时,华北大学集聚了范文澜、成仿吾、钱俊瑞、田汉、艾思奇等文化名人,校长是吴玉章。戴逸在华北大学一部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史。毕业留校,他先后在华北大学及后来以该校为基础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党史专家胡华的助手。

     

    戴逸协助胡华撰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丰厚的版税购得一架飞机,捐给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

     

    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增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但一时没有合适的老师。戴逸回忆道:“那时的中国史学界‘厚古薄今’,专家名流群集于上古先秦史;秦汉以后的历史,研究者已少;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学校将戴逸调过去补缺。将届而立之年的他被评定为新中国第一批副教授,开启了在高校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

     

    两年之后,以授课讲义为基础,他开始撰写《中国近代史稿》。1958年出版第一卷,这是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也是当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写成的最详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被国家教育部指定为大学教材。其后因风云突变,第二、第三卷未能如期完璧。不过,此时戴逸的学术建树已足以引起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注意。

     

    应吴晗之邀,32岁的戴逸成为《中国历史小丛书》最年轻的编委。有一次开会,主编吴晗专叫戴逸“会后留一留”,戴逸自此与清史结缘。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同志曾向中央建议编纂两部大型的历史书,一部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一部是《清史》。这一建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重视。1958年,周总理和吴晗谈过相关事宜。吴晗在考虑初步设想之后,便来征询戴逸的意见。可叹这一设想,因随后遭遇“三年困难”而搁浅。此为《清史》纂修的第一起、第一落。

     

    《清史》纂修第二次被提上日程是1965年秋。受周总理委托,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召集会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由戴逸等7人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因“十年浩劫”,修史计划又一次夭折。教授戴逸变成了江西“五七干校”养猪的猪倌,长达八九年时间与书本绝缘。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戴逸被任命为所长。举国上下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一时难以将《清史》纂修列入议事日程。

     

    怎么办?干等吗?不!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令戴逸备粮备草,练兵热身,枕戈待旦。

     

    为了梳理清代历史大致脉络,戴逸用7年时间主编了《简明清史》,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清朝历史的专著。此时的戴逸已年届六旬,却思敏笔健,厚积薄发,《清代中国边疆开发研究》《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和世界》等著作相继推出。

     

    拿《乾隆帝及其时代》举例,此书宏观微观交替切换,既嵌入中国历史的纵轴,又观照世界发展的横轴,史实可信,评价公允,文采斐然,情节入胜,逻辑严密,给读者带来恍若亲历的沉浸感。乾隆皇帝的面貌不再是以往二维的脸谱,而是矛盾的综合体,“先进与落后、英明与庸碌、聪睿与愚昧、理智与荒唐、仁慈与残酷、光辉与黑暗,错综复杂地交集于一身”。

     

    这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呈现,固然得益于戴逸独特的禀赋,但在对文字调遣驾驭的背后,是他对史料的熟稔、融汇与领悟,是十年如一日青灯黄卷的清苦与“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富足。苦乐交融最是情深,情深之至看似平淡,所以戴逸只轻轻揭开“一角”:“乾隆档案有40函,还有4万多首诗,我花两年多时间全部看完了。”

     

    《清史》是第二十五史

     

    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戴逸先生的部分著作、文章结集为12卷《戴逸文集》,总计约700万字。捧读这些穿过几十年风雨而依然鲜活的文字,读者很难发现:进入21世纪之后,戴逸不写了。

     

    2000年以后我就不写了!”给本报记者签名赠书时,戴逸朗朗地说。记者没有问为什么。不用问——随着本世纪初《清史》纂修工程的正式启动,他把“小我”舍掉了,历史把修史的重担交给了他,他肩负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几代史学家的郑重托付。

     

    20013月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李文海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分别在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提交议案和提案,倡议启动《清史》纂修工程。2002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启动《清史》纂修工程。2018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的领衔苦耕下,这部由国内2000多名清史学者共同参与完成的1003000万字《清史》,进入最后的审阅阶段。

     

    与过去著作上显眼的“戴逸 著”不同,在《清史》样书的封面和书脊上,你是看不到他的名字的,仅在翻开后的内页上,才有“戴逸 主编”的字样。但这样的“编”与那样的“著”,在戴逸心里自有泰山鸿毛之别。

     

    人们常用“清史泰斗”尊称戴逸,他摆摆手:“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个修史的。”

     

    修史者秉笔直书的传统令中华文明延绵不绝,他们虽自甘隐身于历史的帷幕之后,却因为与璀璨文明的同行和他们本身的史心剔透、史德温润,必能够散发令后人敬仰的亮光。所以,修史者戴逸是幸运的,而修史也是超越个人之幸的国之盛事。“如果说清朝的功绩,总要提《四库全书》《明史》,说明朝时又总要提《永乐大典》《元史》,说宋朝总要提《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修《五代史》《唐史》。我们子孙后代看21世纪最大的文化工程是什么呢?我认为编纂《清史》可以算一项!”戴逸的这番自信正是来自他的鉴古知今。

     

    600年来,国家修史只有四次。此次之前的三次是:1368年,朱元璋下令修元史;1645年,顺治帝下令修明史;1914年,袁世凯下令修《清史稿》。

     

    《清史稿》已属易代修史,为什么现在还要隔代重修《清史》呢?戴逸的回答是:“《清史稿》由清代遗老们编写,往往站在清朝的立场说话:如对辛亥革命贬抑殊甚,以致国民政府将它列为禁书;对丧权辱国的条约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如《南京条约》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由于仓促杀青,《清史稿》中众多人名、地名、时间均有讹误。”需要一部立场公正、内容翔实、史实准确的《清史》,是历史交给当代的命题。戴逸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布阵攻垒、破解命题。

     

    《清史》是接续传统“二十四史”的第二十五史。清代后期已从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时代面貌的迥异对修史的体例、史观等提出了创新性要求。《清史》纂修的创新之处或可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具有世界眼光。《清史》纂修团队很重视搜集外国史料,以此作为清代社会的参照,比如结合英国议院的讨论来研究鸦片战争。

     

    二、在主体工程之外,前所未有地搞了一个体量浩大的基础工程———整理出版了清代档案和各种文献18亿字,相当于两部半《四库全书》!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戴逸解释道:“整理档案文献和纂修《清史》相辅相成:要撰写一部高质量的‘信史’,必须对原始资料做一番认真、切实、细密的清理和研究,力争言必有据,而纂修《清史》又可以带动文献档案的抢救、整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三、编纂体例的创新。《清史》将以往的《本纪》变成了《通纪》,在《传记》中增辟了“类传”,在《史表》中添加了“事表”,《典志》的数量和涵盖面也大大提高。《清史》又从20万件图片档案中选出《康熙南巡图》《耕织图》等8000张画作和照片,汇成新设的《图录》,再现当时的生活场景和人物肖像。

     

    四、史观的创新。以往史书按统治阶级的标准书写,《清史》则去掉了许多事迹、言行不彰的文武官员和贞女烈妇,在“类传”中挖掘出大量有才能、有贡献的下层百姓,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清代社会结构。戴逸介绍道:“建造了故宫、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样式雷’,说书艺人柳敬亭,相声艺人朱绍文,拳师霍元甲、大刀王五,京剧名家程长庚、谭鑫培等等,《清史》都为他们立了传。”

     

    五、修史用语的创新。“二十四史”用文言文写成,而《清史》采用的是简洁典雅的白话文。

     

    六、以往修史的基本全是官员,而《清史》编纂委员会的25名成员全都是学者。《清史》还注意吸纳别的学科的成果,以助力于历史真相的还原。比如,光绪皇帝是怎么死的?光绪比慈禧早去世仅一天,这是巧合吗?光看档案永远得不出结论。考古工作者打开了光绪帝崇陵的地宫,取出光绪的衣服和头发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光绪体内砷的含量惊人地高,可确定死因是砒霜中毒。究竟是谁下的毒呢?戴逸认为:只可能是慈禧,因为别人没有这样的胆量,更没有这样的权力。

     

    隔代修史、新时代修史在带给《清史》诸多创新性优势的同时,修史者也会因其个体生命的不在场和对漫长历史、遥远未来的视程所限,而注定在解开历史谜团的同时也留下谜团: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近代何以落在西方国家后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国在近几个世纪内实现了怎样的历史伟绩,又丧失了哪些历史机遇?中国有没有走一条更加便捷、畅通道路的可能……戴逸感叹道:“历史学家寻遍资料,搜索枯肠,但尚没有得出一致、令人满意的结论。岁月流逝,历史学家将探索下去,探索这一斯芬克司之谜。”

     

    记者手记

     

    历史的因 现实的果

     

    “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独坐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戴逸如是回忆少年时期的读书时光。若将这段话中的“小楼之上”换成“小屋之内”,则完全适用于今天的戴逸先生。初心相随,小楼小屋便能装满读书之乐。

     

    但正如他在北大读书时积极参与进步学生运动一样,他的格局不仅仅囿于一楼一屋,他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为修史而修史,他不同意“史料即史学”,而主张经世致用,“历史的因铸成现实的果。鉴古而知今,史学可以使我们在一个巨大的远景中观察自己和社会,这样才能够透彻地了解现在、预见未来”。他也看重现实对历史的反作用力,常说:“对现实知道得更多,对历史会理解得更深。”

     

    所以他从不回避现实。《清史》中专门增加了“海洋篇”。光绪年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就带水师在南海各个岛屿巡逻,这是南海为我国领土的铁证。今天的“一带一路”也能从清朝文化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包容性中找寻到历史之基。

     

    “但也要看到,史学不是对策学。”戴逸强调,“任何以现实需要为借口随意剪裁历史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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